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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设置“杭州”探源
来源：
区政协办公室
发布时间：
2013-02-06 19:20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汉朝末年后，长达四百余年的分裂割据局面。中国大地终于“久分必合”地重归统一。隋朝上承秦汉，下启唐朝，这是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迎来盛世大统之辉煌的前夜，亦是杭州“置州”、“定名”的关键联结点。
公元581年，杨坚改国号“隋”，直到隋炀帝在江都被杀，隋朝是仅有三十七年的短命朝代。然而对于杭州而言，隋朝却是至关重要的朝代。因为隋朝设置杭州废钱塘郡，“杭州”之名始于隋朝。隋朝置杭州后，在杭州城最早兴建城墙，为州治初步奠定基础。所以，如果没有隋朝，那来置杭州？至少没有“杭州”之地名。
一、隋朝废钱唐、“置杭州”加强政治经济等系列改革
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颇有雄才大略，他在建国初期就立即进行朝政体制改革。隋朝的朝廷始创“三省六部”行政官府机制，制订并颁布了科举制、府兵制、《隋律》、输籍等法规典章制度。全国行政区划改革为“州、县”两级行政区域政权，隋朝加强了中央集权对全国的有效统治。杭州，从隋朝开始发达，百业兴旺、商铺林立、交易兴隆、富甲一方。因此成为我国东南地区的著名“州治”。
隋朝制定的科举考试制度，从上层政治领域打破了封建世袭制度弊端，有利于稳定社会，比较公平合理地选拔各级官府人才。
隋朝规定桑田为“永业田”，而调以绢和棉与粮食五谷并重。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为发展家庭作坊的纺织生产、手工业制品等商品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分工，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
二、杭州开始起步于文明昌盛的新历程
隋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文帝在京都长安发布了一道圣旨喜临钱唐，从此钱唐升格为州治“杭州”，这座西湖之畔、钱江之滨的钱唐古县有了一个千古靓丽的大名“杭州”。当时，杭州就行政管辖区域包括：钱唐、富阳、余杭、于潜、盐官、武康等六县。最初的杭州，州治衙门设在余杭（即今余杭区余杭镇），不久，州治衙门就搬迁到钱唐的柳浦西（即凤凰山西南一带的江干、现今上城区钱塘江边）。从此，钱唐“出山”，杭州“兴起”。雄踞西湖与钱江之畔的杭州，因“水居江海之会，陆介两浙之间”，开始起步于文明昌盛的新历程，杭州连同西湖的富庶秀丽之美誉度，逐渐地蜚声天下。
如果说置杭州的主宰是隋文帝杨坚，那么率大军占驻杭州的功臣是隋朝大将杨素。他在杭州钱江边依山修筑城墙，奠下杭州城的第一块基石。史书记载：杭州城墙“周围三十六里九十步”。这是杭州市历史上第一次建城的文字记载，具有杭城建设史上的重大历史意义。当时上城地区凤凰山麓与钱塘江边是杭州最古老的中心城区，杭州市井街坊就是从凤凰山脚开始向北、东、南三面，不断的延伸发展。当时杭州州城的区域，大致南达月轮山白塔岭，北至武林门环城北路，东起中河岸边，西到西子湖畔。后来的唐朝、五代、北宋均照此沿革。直到南宋时代，朝廷的宫殿大内建在杭州上城区的凤凰山坡，这里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三、杭州作为州治与古都的经济基础得到空前繁荣
秦汉时代，杭州前身的“钱唐”，仅是海边山中的小县。“永嘉南渡”后，因北方战乱，导致中原人口大量南迁，杭州集中了各方面的手工艺匠人、作坊经营和商贸交流人才。北方移民带来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生产技术，先进的手工作坊生产技术，从而促进了江南，尤其是杭州地区经济的迅猛发展。钱唐等县逐渐充沛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农耕生产技术提高了亩产量，手工业兴盛与商贸交易繁荣，进一步增强了经济、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从而使钱唐上升为“州治”及“古都”，具备了坚实的经济物质基础。
隋朝开拓凿通京杭大运河。成为沟通南北的水上交通大要道。大运河漕运的贯通，南北物资交流更趋方便，进一步促进杭州人口迅速增加，集市贸易十分兴盛，出现手工业产品商品化的萌芽状态。大运河成为杭州社会经济发展之命脉，从此杭州因西湖而兴，因运河而强。西湖和运河，成为杭州经济文化繁荣的一对强劲的铁翅膀。
综观杭州的历史发展轨迹，隋朝的“置州定名”功不可没，隋代首建城墙，奠定了杭州建设以上城区为中心地域的基本坐标，这是杭州发展的历史源头和城市建设深远的根基。我们关注和尊重杭州的厚重历史，论证其发展轨迹的源头与根基，就是为了观照杭州发展的现实状况。杭州上城地区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底蕴，正是杭州市今天蓬勃发展，被冠以“历史文化名城”“生活品质之城”等举世闻名的美誉，而用之不竭的历史文化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