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生死事大，但似乎很少有人能对此说个明白，那怕孔圣人，也不得不感叹“不知生焉知死”。想起来也是，活着的，看得见，摸得着，生活其中的人世都难以理解，说不清楚，那些死后的世界，谁都不曾见过，能讲得清楚吗？所以“子不语怪力乱神。”对此他不表示态度，既不说有，也不说没有，他不想在这个虚无缥缈的事情上化费他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他的着力点在于现实人生，专心致志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数千年前能有这样一种对待生死的态度，确实是一个十分明智的选择。

但是，这个从没有人见过的世界，却是自始至终都伴随着人类成长的整个过程。不但神话就是人类幼年的童话，就是到了离开我们不过数千年的殷王朝，它能铸造出一个个如此精美的让举世为之震惊的青铜器，但它的决策者却事无巨细都要通过甲骨占卜，问一问他们已经逝去的先王。直到近代，杭州城隍山上还有一块“不信阴阳，但听雷声”的石碑，以不容置疑的“实证”，说明阴阳的存在。当然，现在科学昌明，已经很难找得到还有人相信雷公电母，也同样不会有人相信天上有宫阙，月中有嫦娥。但在过去，这一切不但被世人真诚地相信过，而且还是数千年政权得以合法存在的理论根据，这就是以“神”的存在为前提的“君权神授”说的核心所在。中国古代的“天人感应”说就是从这里产生的，与以雷声证明阴阳的存在如出一辙。这一切不是哪一位旷世奇才想出来让世人遵循的金科玉律，而是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的认识局限，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无论当代的人看起来这有多么荒诞，但在当时都有它可以理解的合理性，这也许是存在即合理的又一种解读。当然，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也许今天的种种合理性，后人会同样看成荒诞可笑，这可以说是一种跨度长达数百数千年的代沟。

历史上，城隍的存在不是宗教的产物。它不是追求羽化登仙的道家，也不是湼槃成佛的释家，而是皇权的延伸。最初的“城”与相当于后世护城河的“隍”两者相合而成为一城百姓的保障，因此城隍是与山川，社稷之神相同而无神像与祠庙的自然之神。据有关资料记载，城隍开始人格化起自西汉初年，嗣后历代城隍皆为造福一方，深受百姓爱载的贤守良将，如战国时期的春申君黄歇，信陵君魏无忌，西汉的纪信、周苛，北宋的范仲淹、包拯，南宋的岳飞，明代的周新、海瑞、戚继光等人，无不泽及当代，有功后世，实际上与城隍最初保障一方的本意可说是一脉相通。历代名碑《城隍神记碑》，即为被誉为李斯之后第一人的盛唐篆书大家李白族叔时任缙云县令的李阳冰向城隍求雨得验而立。故城隍庙只有城隍爷和他的属吏，而不像东岳庙那样，除了东岳大帝还有十殿阎罗，黑白无常，十八层地狱，六道轮迴等等那样阴森恐怖的场面。城隍爷治理他死去子民的灵魂如同活着的百姓一样，老百姓无论生死可说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说得好听一点，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毕竟少有，如同现代的电子监控一样，抬头三尺有神明，做恶事的人逃得过现世刑罚，却逃不过死后的追究，这一层对丧尽天良的恶人应该有一定的震慑作用。而在阳世有冤无处申告的弱势群体，至少还存在些许安慰，在死后还有地方可以为他们争得一个公道。这一切对当时的社会稳定来说应该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历代帝王之所以重视城隍，其根本原因应该就在这里。清正严明的周新之受杭人爱戴，吴山上有众多庙宇而独以“城隍”为山名，足见城隍在百姓心中的地位。以杭州来说，吴山上若无以城隍庙为代表的众多庙宇，哪有大井巷，清河坊的繁荣，那些百年老店如回春堂，庆余堂，张小泉等等也不会在这里出现。更不用说那些形形色色为数众多的小商、小贩、小吃，客观上又解决了多少寻常百姓的生计。至于由此形成的民俗风情，其人文价值更是无法估量的了。

有意思的是在拜读朱顺成先生的大作《中华城隍文化选篇》时，发现在众多受人敬仰的城隍群体中，居然还有一个南和县城隍是明末专擅朝政，陷害忠良，坏事做尽的宦官魏忠贤，而且还是他的真人塑像，岂非咄咄怪事！这件事应该如何解释？

笔者虽然没有到过南和县城隍庙，不知此庙究竟始建于何时。但从庙中神像为魏忠贤真人塑像这一点来看，此庙应是魏忠贤生前所建，也就是生祠。否则以当时的政治气候而言，魏忠贤死于千刀万剐，何人敢于冒朝廷的追究，明目张胆地为他死后建庙并塑真人像？而魏忠贤的生祠，当时几遍天下，我们浙江正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他的生祠就在今天曲院风荷的风荷御酒坊内，中山公园门前的那对白石狮子，据说就是这生祠旧物。其后各地争先仿效，神像愈塑愈奇巧，在此期间出现魏忠贤的真人塑像也就可以理解的了。但善恶到头终有报，最后魏忠贤恶盈满贯，被刚接帝位的崇祯处以剐刑，这些生祠当然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魏阉余党尚在，受其惠者或有其人。我早年曾读过一篇报导，说在北京尚有魏忠贤祠，并未全毁。至于偏僻小县尚有遗存，当不意外，南和县 城隍为魏忠贤或因此故。在权势薰天之际，什么尊号都可争着上，无人敢说一个“不”字。《皇帝的新衣》之所以成为世界文学名篇，其原因就在这里。笔者所见如此，愿质之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