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初，应上城区背街小巷改善办的要求，为提供有价值的历史文化碎片，我提出“一纵三横”历史文化的发掘与整理，其中庆春路的历史文化积淀最为深厚。张宪、岳云、施全均在众安桥迂害，是“风波狱”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当年附近均有纪念他们的祠、庙，如今虽已不存，但娃哈哈美食城前的那块绿化带，实为纪念他们的最佳地点，是一处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址。而原有的众安桥岳庙，为清吴廷康等人根据此处为岳飞初葬地的传说而建。此说实不足信，不堪一驳，历来有人质疑，多有论证。百年谬误，今人有责任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在此次改造中给以改正，不让谬说流传，再误后人。不久，我在接受杭州电视台的采访中，又重申此意。其后，又以大病初愈之身，通过对当地父老的实地调查，并与有关专家如浙大教授，杭州地方史专家倪士贻教授多次研讨，写成《众安桥畔忆英灵》一文。除送上城区背街小巷改善办外，并编入《杭州街巷》一书。

    9月间， “一纵三横”历史文化挖掘与整理方案”公展，我赶去公展现场提供资料，并写下建议。指挥部的李绍升表示，市民提出的有用建议和意见，我们都会在整治中吸取。

12月，我又参与了钱江晚报文保志愿俱乐部组织的行动，在最核心的地段采访杭州的根，再次提出上述建议。

我以为在这件事上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来说，已经竭尽全力，该说的都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但没有想到其后从设计单位南方设计院了解到，该绿化带建设的四块巨碑中的故事，都不发生在这里，与此地毫无关系。这算是什么历史文化碎片？！真不知道“一纵三横”历史文化挖掘与整理方案在公展后，对群众的意见究竟是怎么样处理的？公展不是走过场，为什么在此纪念遇害的张、岳、施三人的建议竟然一无可取？我的建议当时究竟是怎么样讨论的？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因此我再度奔走。曾走访过杭州市建委领导和建委设计处的吴建良。后者说他们只是奉命行事，要我去找政协宋传水。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市政协文史委的负责人宋涛。

应该特别感谢传水同志，事情正是到了他那里才有了转机。听了我的反映与看了所送的材料后，他立即打电话给吴建良与负责此项工程的杭州城雕院院长林岗，要他们暂停此项工程。他表示此事很重要，不能让已经发现问题的工程再做下去，为后人笑骂，他要请示领导。我说我的意见不敢自以为是，也不能自以为非，不妨邀请各方面的专家进一步论证。传水同志说，不需人多。

2006年12月20日上午，在我出席中国古都文化与现代旅游研讨会开幕式之际，会务组给我一张纸条，上面说接市政协办公厅通知，要我下午4时去市政协2楼会议室开会。

下午，当我如约到会时，出席会议的除宋传水外，还有杭州城科会的陈洁行，建委领导李包相，以及上面已经提到过的林岗，还有我，一共五人。会上传水同志传达马时雍市长的处理意见：原有的设计 内容不变，“另在这个地方增加朱老师所讲的内容”，并征求我的意见。这件事在我看来其实只需一块碑，一个雕塑就行。但考虑到原设计已经花费了很多精力，离完成差不多了，工期已促，不宜推倒重来。如将原碑之一《岳母教子》改为《众安桥畔忆英灵碑》也可以，因原设计四块石碑中有三块与张、岳二人有关，只是没有点出与进一步说明而已。但马市长既然批了，也不便多说，因此我同意这个意见。不过我提出那个有战盔，战袍，宝剑的雕塑，上面题字若用岳飞的《满江红》，不如改为“憾山易，憾岳家军难”，基调定为纪念岳家军，这样更符合实际，此意后被采纳。会上决定，碑文由我负责，将原来上千字的《众安桥畔忆英灵》浓缩成三百字左右，并请省楹联研究会会长王翼奇在文字上把关。由于王翼奇当时和我在这次旅游研讨会上分在同一小组，故我起草后，他当即修改并签字定稿。因此这件事其实已经完全解决了，只待落实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宋传水同志不但把立碑的事安排好，还在2006年还只剩几天的时间里即12月28日在他的主持下召集我市有关宋史专家，对众安桥是否是岳飞的初葬地进行一场认真的学术讨论。最后达成共识，对此作出了一个否定的结论。同时，一致认定众安桥确是张宪、岳云、施全三人的蒙难之地，为立碑之事作出了一个坚实的学术论证，次日杭报与钱江晚报都是将此事见报，在这两个问题上，可说已经是尘埃落定。

2007年春节过后，我一次次去看那块绿化带，但不见丝毫动静。直到3月中旬，我还不知道这件事已经起了180度的变化。后来我从设计单位了解到他们早已将设计图样及所放位置的方案交给上城区改造指挥部的莫阿福，因此我打电话去了解进展情况。在电话中莫阿福一次说没有地方放，不弄了。一次说画蛇添足，不弄了。我问是谁决定的，两次都挂上电话，不回答。因此，我找建委李包相。一次回答说要弄的，他去协调一下。过了几天，回答说，此事可能马市长知道。

我想，这不可能。因为这方案原来就是马市长提出并经过讨论的。不征求一下当时与会者的意见，决定了的事说推翻就推翻，说不做就不做，连通知一下都不，对人对事如此轻率无礼，我不敢相信。

但是，在3月23日上午我与马市长通话后，才得知此事原委。原来不知为了什么他与另一批专家再次讨论过这个问题，居然一致认为在岳王公园树立此碑不适合，没有地方，故暂时不建，将来再说。这真使人感到意外。在这块不可多得的历史人文遗址上，有确凿根据的，该纪念的不纪念；仅凭无稽传说，不该纪念的却花了大力气。如此颠倒，真使我为此感到羞愧，这与作为人文汇萃之地的杭州实在太不相称了。仅此一事，足以证明习俗误人之深。我之所以在400余字的碑文中用100余字力驳此地为岳飞初葬地之非，实有必要，而不是无须征求作者意见可以随意删削的冗文。这100余字究竟错在哪里？是怎么被驳倒的？应该说清楚，这不是意气之争。因此，我当即写了《对历史负责，不留遗憾于后人》一文，直接提交马市长与有关专家商榷。

此时，正值马时雍市长即将退休之际，故在退休前马市长特地嘱托宋传水同志处理此事。2007年12月，传水同志召集李包相、莫阿福与我共四人商讨。我提出明年中山路综合保护工程即将启动，可以趁此机会，在张宪、岳云、施全三人当年的蒙难处即原众安桥畔，今岳王社区宏农里路口与中山中路相交的绿化带上立碑纪事，如同绍兴轩亭口之于秋瑾一样。此意当即得到其余三人一致支持并通过。因此这件立碑的事就寄托在明年中山路综合保护工程的启动上。

但是在当年即2007年下半年该工程项目策划的征求意见展上，我去看了三次，上述立碑之事，竟然只字不提。因此，我在2008年5月给建委写了一个备忘录，讲清此事的前后经过，以免再遭覆辙，已经讲定了的事，最后不了了之。同时也将此事在钱江晚报上披露，让更多的市民来关心。就这样，时间进入2008年后，中山路综合保护工程与有机更新工程正式启动。在此期间，我除了为与此工程配套出版的《走读中山路》写了《众安桥的油炸桧》一文，再次提到张宪、岳云、施全三人在此迂难的历史。还在负责策划设计此项工程的中国美院为此征求意见的专家研讨会上，详述自己的建议。并与美院参与此事的岳飞后人岳海老师建立了联系，给他送去了一些资料，其中就有一张古代岳云的画像。上城区政协办公室还为“关于建立张宪、岳云及施全纪念碑的建议”出了《信息专报》总第七期。工作做到这个份上，也应该说已经尽其所能的了。

但是，直到中山路综合保护工程在数年后完工以后，众安桥畔的这块碑还是没有立起来。虽然惠民路的小广场上有一组南宋著名人物的群雕，其中岳飞、张宪、岳云三人显然处于十分突出的地位。但此像不能代替众安桥畔这三人蒙难地特有的历史意义。正如绍兴秋瑾故居不能代替轩亭口一样。

为此，在2011年我又写了一篇“小议整治中山路与中东河的几个遗留问题”，在当年5月31日在杭报上发表。没有想到此文受到了杭州市建委的高度重视。为此专门发文，要求有关部门切实改进，其中一份就是抄送给“杭州市吴山地区开发建设指挥部”的。因此立碑之事正当山穷水尽之际，又迎来了柳暗花明，出现了转机。当年，在上城区政协文史委的主持下，在吴山地区开发建设指挥部召开了一次专家研讨会，具体讨论了立碑的事。其中包括已请设计院设计好了的石碑式样，讨论了它的高度，立碑的地点，并决定由王翼奇与我合写碑文等等，立碑之事，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以后，又看到了碑正面由鲍贤伦书写的碑名“众安桥南宋三英烈碑”，以及王翼奇与我合撰的碑文纸质大样，经审核无误后上石。终于在今年2014年6月，树立在岳王公园那座雕塑附近。杭州日报，钱江晚报随即报道了此事，后者几乎用了整版的篇辐。杭州电视台也随着来采访。特别意外的是岳飞后人，远在山东的岳瑞霞女士在网上看到此事后，远道来信感谢。并寄来她撰写的，由叶选平题写书名的《岳飞和他的后裔们》一书，还将杭州上城区岳王公园立碑纪念张宪，岳云之事，发在由岳飞后裔所办的《精忠门第网》上。至此，由提出到落实此事，恰好是整整十年。几经曲折，终于梦想成真，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愿望之一，故记其始末如此，以贻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