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故宫文物南迁之业绩，实堪彪炳史册，即在二战史中，同类领域内亦罕其匹。
遗憾的是当年南迁文物中尚有二千九百余箱因未及运出南京而陷于敌手长达八年之久，其遭迂一直为国人所关切。今年，抗日战争已是七十周年，但如此大事，至今尚无有关部门作出公开、明确、令人信服的交代与反思，岂非咄咄怪事。（注）
长期以来，笔者对此亦一无所知。最初的訉息是来自尘封整整六十年而于1997年出版的《拉贝日记》。该书记载未及运出的故宫文物有1000余箱，自此引起了我对这一事件的关注与探求。从那以后，我从有关记载中得知当时未能及时运出的实有2900余箱。但是，陷京八年之久，这批价值连城的国宝究竟有无损失，损失了多少，却几乎是一片空白，可以说至今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以下是几个比较“权威”的说法：
1949年9月3日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在北平广抪台作了《抗战期间故宫文物之保管》一文中说：“同年（即1945年——笔者注）十二月一日开始清点至五月底，运回原库，尚无重大损失。”
2004年那志良在当年出版的《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中说：“胜利后我们收回来了，并无缺失。”
台北故宫在《故宫七十星霜》一书中说：“除了将被移走的文物二千九百五十四箱从北极阁中央研究所运回，其余的印刷、照相、空调等设备或已损毁，或无从追查，只得中缀。”箱内国宝现状，该书没有再作进一步的说明。
在众多有关的史籍中，只有在2010年出版的由故宫博物院的前辈，当年故宫南迁驻沪办事处与西迁入川保管文物最多的乐山办事处负责人欧阳道达先生在1950年8月写成的书稿而恰恰如《拉贝日记》一样，也是尘封60年后始得出版的《故宫文物避寇记》中，才初步揭开了这个不为人知的谜底，在“记收复京库”一节中有了较为明确的记载。其文不长，转录如下：
“其属于文物类者，都凡二七七六箱，实包括原未装箱之捆包而并计，为便综合统计也。其与原封存文物箱件相差一七八箱者，以在敌伪时期有并装、移装情况而使然也。经八年沦陷，文物损失，幸不甚大。”（《故宫文物避寇记》P.120）
这一段文字最值得注意的是2954箱陷京文物中经胜利后清点接收时缺失178箱。这是迄今为止所有书籍中有关此事最为明确的记载。
但是，欧阳道达先生关于文物箱件之所以与原来封存之数不符的解释却是难以使人相信的。
根据亲历文物南迁全过程的那志良所说，当时装箱的要点是一个“紧”字，“松”了就不行，箱内文物就容易在运输过程中因移动而破损。他还特别说到，“例如吴玉璋先生装的铜器箱，后来在上海开箱检查时，把铜器搬出来核对后，再装回去时，装不下了。拿出来再重装，仍是不能把所有铜器装进原箱。”（那志良《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P.62）请问：日本侵略者究竟有何法术竟能将原来2954箱的文物“并装”、“移装”出178箱的空间？！
不应忘记这2954箱是陷京文物，在历次侵华战事中，日本对中国文物的掠夺始终是重点目标之一。从有关资料来看，日本侵略者在攻占南京以后，先后于1938年6月至7月，1939年12月15日至1940年3月17日（一说为1939年5月19日至6月18日）两次对故宫南迁陷京文物开箱清点，然后移至中央研究院和地质调查所等处。据记载日本侵略者当时曾有计划，有组织，甚至称得上有条不紊地掠夺、整理了南京公私典藏仅书籍即达88万册之多。这批已经侵略者两次整理的故宫文物，岂能在疯狂的掠夺中得以独全？！
什么叫 “国宝”？仅以价格来衡量，一件就不得了。2014年4月9日《参考消息》第8版所载：“ 8日，在香港苏富比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春拍上，由玫茵堂珍藏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以2.8124亿港元（约合2.2493亿元人民币）成交价刷新中国瓷器世界拍卖纪录。”而胜利后清点文物2776箱中，瓷器即达118箱，其价值又当如何？！如今只有一个“箱”的数字，箱内情况如何，有谁能说清楚？！不说清箱内文物现状，所谓的“尚未重大损失”，甚至“并无缺失”，又何能真正取信于国人？！
但欧阳道达先生毕竟为我们留下了一段极为重要的记载，即在前述引文之后，接着有以下几句话：
“一九四八年春，曾复按册作一番清厘，其足凭以是正京字号箱原册者甚多。除已编陷京文物损失清册外，原拟另编京字号箱文物残损清册，失号文物清册，查缺文物清册，失号文物类似查缺文物对照册，京字册漏文物清册，文物品件及原点查号记载勘误册等，以资编造文物损失之精密统计。但因环境变迁，迄未着手，将于今后开箱检视及整理编目工作计划推进中，次第完成之。”（《故宫文物避寇记》P.120）
这一段文字，足以证实两件事：
1、1948年春，曾复按册作一番清厘，已编好陷京文物损失清册。
2、还准备继续编造文物损失之精密统计，但因环境变迁，直到1950年8月欧阳道达完成这部书稿时还未着手，尚有待于今后次第完成之。
因此接下去人们必然要问：
这部已编《陷京文物损失清册》现在何处？为什么不拿出来经过有关方面认真研究后公诸于世？
欧阳道达写成这部书稿时尚未着手的文物损失之精密统计，如今时间又过去了64年，这项工作又进展到什么程度，也应该讲讲清楚，让国人了解一下，有关部门在这件事上究竟是个什么态度？
世人不要仅夸故宫国宝的举世无双，也不要陶醉在故宫国宝南迁足以彪炳史册的业绩，也应该认真检讨一下，在这件事上的不足与失误。国宝陷京被掠，那怕只有一件，作为战胜国竟然一声不吭，若无其事，如此麻木，岂不贻笑世人，为国家恥，怎可等闲视之。
笔者在过去所写的有关的文章中，就以为故宫南迁文物的最大失误在于最初南迁方向的选择不当。蒋百里先生在此前多年早就预见未来中日战争的主战场将在京浦、京汉以东地区展开，故上海、南京均非安全之地。而首批南迁文物的目的地，甚至连上海、南京都确定不了，致使列车在浦口待命达一个月之久。这就足以说明当年决策者胸无全局，故其后被动，乃为势所必至之事。
再则，故宫文物南迁工作始于“九 . 一八”事变后一年的1932年秋，所见不为不远，决心不为不大，着手不为不早，而后何以仓促如此？窃以为其间起自1934年初，止于1936年12月，耗时三年的所谓“易培基盗宝案”之干扰不为不大。而“临阵换将”，马衡先生于1933年7月接长故宫博物院以后，在外患日亟的情况下，对法院已逐箱作过查验的南迁文物，再度逐件从头细作点收。从1934年11月20日开始，直至1937年6月14日，先后历时两年零七个月。此时离“七.七抗战”的全面爆发已不足一个月，文物西迁被动之局已成，求其从容应对，其难可知，以至不及运走，陷京文物高达2900余箱。在国难日迫之际，而胸无全局，尚琐琐于细枝末节之中，这长逾二年半的细作点收工作究成何事？这失误是谁的责任？
最后，正如前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在2009年3月推荐欧阳道达先生的《故宫文物避寇记》一文中所说，“1950年马衡院长阅此书稿后作了这样批示：‘此稿为文物播迁史料，似无印行必要，可存卷备查。’这一‘存卷’即达五十九年，使其在重扃密锁中湮没无闻”。而欧阳道达先生在书稿中所提到的已编与待编陷京文物损失之精密统计，至今也已60余年过去，其结果又是如何？能在战火将起之时，“静心”细点文物之尺寸，款识、色泽以及铜器、玉器的重量，书画的质地、著录、款识、题跋……而在这60余年的和平环境中，竟拿不出一份当年陷京文物损失的清单，这又是从何说起！
当然，在抗战胜利以后，有关方面曾专程赴日追讨被掠文物。从央视《台北故宫》之《国宝迁台》一集中，令人欣慰地获悉，当年被日本掠夺的文物，已于1948年8月与其后两年即1950年先后分两批归还。前者4箱，运回南京，后者105箱，
直运台湾高雄，其中或有故宫南迁陷京被掠文物。若将此事列为今后两岸文化交流的一个课题，不但对故宫南迁陷京文物的损失可以清晰显现，而且还可以弄清楚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至同年12月故宫开始清点长达数月的权力真空期间，文物有无损失以及损失程度的了解。因为《故宫七十星霜》与《故宫文物避寇记》中都曾提到印刷、照相、空调等设备被损毁或无从追查。后者书中曾憾叹：“是皆幸免敌伪时期之摧毁，翻于寇退接管之日而受损失，诚不能不令人痛恨者也。”这就是当年“劫收”的一个很好的注解。这还不说在日本投降之后，捷足者来到之前这段时间内谁能保证，面对这近在眼前无人看管的国宝，只需举手之劳，不用说开箱取宝，仅未装箱的捆包，拎上一包即成巨富，有多少人能经得起这样的诱惑！因此说陷京文物的损失也应把这种情况考虑进去，这才称得上是完整。
将近20年来，笔者曾将此事两次上书国家领导人，并为此在2009年与2010年先后写了《故宫南迁陷京文物的遭迂质疑——读马衡先生<抗战期间故宫文物之保管>》与《通信两则——为故宫南迁陷京文物遭迂致台北故宫博物院周功鑫先生》两文，前者已收入“百度”网站。并曾先后得文化部、南京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等有关部门的复函，但都解决不了问题，没有说清此事。如今得见欧阳道达先生的这本《故宫文物避寇记》，顿开茅塞，如见天日，欣喜之情不可言说，故述所见如上，愿质之高明。
（注）据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南京档案馆编《南京解放》第305页《接管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概况》所说：“南京库存古物原共19634箱，失陷前运出16681箱，未运者2953箱。1938年6月，日军特务开启575箱，得文物8096件。至抗战胜利，国民政府仅从敌伪手中收回2776箱。”此文虽然对开启的文物箱数仅占陷京文物之五分之一箱即575箱之说，尚难获得合理解释，但既然有此记载，为什么有关部门不据以说明此事？说了总比不说好。而20年后即2010年出版的长达55卷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若非笔者看走了眼，还是不见对此有一字记载，这又如何解释？